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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园区发展的新定位与新功能

发布日期:2018-09-12 浏览次数:254

国内各类产业园区的中外合作开发,起自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的开发区建设。或许是由于国门打开,我们初次见到了如此多的好经验、好方式和好技术;或许是搞开发区对中国人来说,那时还是个全新的课题,需要一些借鉴的模式和样板做示范。总之,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正是需要学习国外的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新模式。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外合作园区开发,还大多局限在园区规划与设计、产业引进与配套、建设管理与咨询等方面。1994年,中国与新加坡合作开发的苏州工业园区算是首开先河,但由于当时国内外工业化水平和管理理念与方式的较大差距,沿海沿江中心城市虽然多有中外合作开发的尝试,但并没有带来这一合作方式的普及和推广。直到2013年,习总书记提出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想后,中外合作园区又一次以“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出现了新一轮的发展契机和热潮。

一、改革开放经历过的中外合作开发模式

国内的开发区建设,自1994年出现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起步,陆续出现了中外合作开发的产业园区和科技园区。回顾其20多年来的经历,大致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整建制、大规模的中外合作产业园区开发个数很少。小园区、园中园,或者合作开发产业社区型建筑的项目比较多;二是在沿海沿江省份,这类中外合作开发的项目要多一些,如江苏、浙江、山东、广东、上海、天津等。而在中西部省份,中外合作开发的产业园区比较少;三是开发区建设初期采取中外合作开发的园区项目比较少,2013年以后中外合作的园区逐步多起来,大约占到目前中外合作园区总数的80%以上;四是我们与发达国家合作的园区开发项目比较多,而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园区开发还比较少。比如合作的国家有新加坡、德国、英国、法国、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芬兰、奥地利、瑞士等;五是采取引进模式合作开发的园区居多,包括咨询顾问、规划指导、海外培训、吸引投资等,而由外商独立运行、采用国际品牌、或者国内企业“走出去”的产业园区还比较少。所有这些现象都集中地、准确地反映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市场化程度的日趋完善;和工业化水平的逐步提升。

这些中外合作园区,对于我们开发区学习外国的城镇规划经验、完善社会服务方式、促进现代产业升级、提高法制配套环境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最初的合作方式、文化交流与利益协同不够充分或存在差距,也出现了主体不对称(中方政府对外方咨询机构)、诉求不协调(中方希望实现招商引资,而外方希望发展城市房地产)、和标准不一致(中方关注合作企业的技术先进性、外方关注本国产品在中国的市场规模)等问题,使一部分中外合作园区仅仅停留在合作协议和规划图纸阶段,没有最终实质上启动推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采取中外合作方式,进行产业区、工业区和科技园区的开发建设,对于我们借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经验和城市规划方式、引进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掌握现代产业发展过程、提升我国的战略型新兴产业发展速度、完善和提升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城市化配套服务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充分认识到,通过中外合作开发产业园区,学习、借鉴和引进海外先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经验,一定要与自己的目标、基础能力和现实条件相结合、相匹配、相对应,离开了与本国、本地区实际情况相结合,再好的经验也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往往事倍功半,难以收到好的效果。

二、“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下的中外合作园区

2013年9月—11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时,提出了中国发展“一带一路”的构想,由此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建设性构想逐步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并正在对世界格局和经济全球化产生着深远影响。国内许多城市自2014年起,都在为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积极谋篇布局;许多沿线国家也在为响应“一带一路”战略而提出本国的对接策略和措施。其中国内最显著地战略举措就是大力兴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外合作园区。据不完全统计:除国家批准建设的11个省(含直辖市)的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数十个分园区外;目前,我国80%的中外合作园区也都是在2014年前后陆续设立的。这一轮中外合作园区的兴办,在园区定位与功能上:开始注重产业与城市的融合;突出产业链的分工与合作;强调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以及国内企业开始对接国际产业标准,并积极扩大中国产品的海外市场规模(份额)等。其中,“引进来”的中外合作园区开始注重国内传统产业的更新改造、新产品的合作研制开发、合资企业技术与产品的本土化。如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业园区、中德青岛、中瑞镇江、中奥苏通、中法沈阳、中法成都、中意海安、中意余姚、中芬北京等园区。这些由国家或省市政府层面推动的国际合作园区,已经开始体现出中外合作园区的功能提升。而“走出去”的中外合作园区,则更加密切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产能与资源的交流互补、国家间的文化与科技的合作交流等。如中国与马来西亚合作的广西钦州产业园区+马来西亚关丹产业园区(两地双园)、以及中印合作、中越合作、中吉合作、中巴合作、中捷合作、中瑞合作等园区,这些真正“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建设的海外产业园区,真正体现出国家间经济合作、互利发展的新定位和新功能。为推进经济全球化、文化的交流与包容、建设利益共同体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中外合作园区正在伴随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中外合作园区发展热度的再次提升,不仅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转型、转变和产业化水平提升所致——即从过去的引进、模仿、跟随式发展,正在逐步转向跟随、并行、创新式发展;也是“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开始将中国经济和产业更加广泛地融入世界,进而使世界经济秩序和格局正在逐步发生演变——出现并形成新兴的利益共同体的趋势。这种难得的发展机遇,正促使我们既要努力发展好自己的产业基础,提高本国的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又要不断提升和扩充中外合作园区的技术层级、发展空间和运营水准,使其真正成为国家间、地区间、城市间、企业间、乃至技术团队间,开展合作与交流的平台和桥梁。在不断提升各类中外合作园区的开发质量、合作广度、运营效率、以及产业能级和研发水平的过程中,笔者认为应当在以下几点上有所进取;  

1、国内的中外合作园区,要进一步推进投资贸易的便利化

由机场、高铁、高速路,港口、货轮、地铁、城际轨道构成的交通骨架,形成了人员与货物运输的快速系统,为贸易便利提供了国家间、城市间的硬件连接。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努力改革和提高国家间投资贸易在制度、监管、金融、海关等方面约束条件的便利化。便利化狭义上讲,就是合作园区的营商环境,广义上理解就是园区的综合配套服务水平。综合配套服务要有利于产业发展和投资贸易,有利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企业、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标准和市场,这正成为中外合作园区面临的国际化要求。

2、国内的中外合作园区,要为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创造条件

在发展定位上,国内的中外合作园区大都在区域发展层面上有着明确的目标。并力求着眼国际水平,聚焦高端产业、突出创新驱动、提高自身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园区功能上则应当考虑,由传统园区向科技引领型、信息型、智慧型园区转变。努力增强园区的科技创新能力,重点拓展园区的研发功能和成果转化能力,这些将成为中外合作园区关注的重点。而各级各类人才则将成为决定未来中外合作园区发展的核心能力。

3、海外合作园区,要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标准化生产的日渐普及,以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和专业服务为主要内容、具有现代经济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起来,正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走出去”的国内企业不仅要关注产业、产品在海外的市场与规模,更要注意导入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公共服务设施、帮助创立或与外方合作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应的生产型服务业的配套与支撑,培育建立生产型服务业共享的平台和体系,也是国际化产业园区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4、中外合作园区,要成为国家间合作交流的桥梁和平台

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有利地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合作、不同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进而促进世界各国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我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正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在发展战略上相互对接、投资贸易上相互补充、产业提升上相互学习、配套服务上相互借鉴。海外合作园区可以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相互合作的示范园区、互通有无的纽带桥梁,为促进国家间成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后语:中外合作园区之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关键在于它迎合了众多发展中国家渴望提升本国经济发展水平、扫除国家和地区贫困现象、构建平等、友善、合作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诉求。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中外合作园区,将会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在这种战略机遇中,也为中国企业和开发区的海外发展带来了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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